"The Smart" in the Wilderness 荒原上的杀马特

Writer: Qiu Yuanting from Southern People Weekly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邱苑婷 发自广东东莞、重庆、北京

Editor: Zhou Jianping

编辑 周建平

Introduction

What is "The Smart"?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Smart" resembles a lot like "hobo"--they are a group of marginalised young people in cities who would dye their hair dazzling colors like red or purple and perm them into all kinds of exaggerating shapes or making them all stand up as piercing into the sky, in order to draw people's attention. Originally, the name "Smart" came from one of their most famous online communities on a Chinese chatting app QQ.

This trend has come out from 1990s, and those young people were normally reckoned as weirdos and being mocked by the masses on the Internet after this sub-cultural youth trend has faded away gradually after the millennium, as an consequence, even a previous "Smart" would mock oneself for being silly or childish back in the days. Only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insist with their lifestyles till now, but their ups and downs have been connected strongly with the social trends or voices from the masses, press or the government.

But the documentary "Smart, I Love You" directed by Li Yifan, has revealed some deeper and sad truths about this "Smart" group. After years of filming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help of the so-called “Godfather of the Smart” Luo Fuxing, it turns out that those kids are mostly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They dropped out of school at a fairly early age (mostly from 9-16 in secondary schools) and chose or were forced to become a low-class worker on the assembly lines in manufacturers, moving from countryside to the marginalised areas of big cities.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ose online communities like "Smart" along with the lifestyle of the "Smart Hobo", have provided them with a shelter to share feelings and make friends, more importantly, to establish their self-cognitions, to temporarily escape from the highly repetition assembling work on the line. To some degree, it has been a way of rebellion from the new marginalised generation in an unconscious way--a rebellion to the alienated modernism in which the masses are so used to and get numb.

But the "Smart", they chose marginalisation proactively over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big machine; Over safety and boredom, they chose freedom, though at the cost of living an unstable life.

导语： 

杀马特究竟是什么呢？ 

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的群体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会截然不同。 

对旁观者而言，2006年，人们用怪异的眼光打量它，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极具夸张的发型、纹身和服饰的代名词；2013年，它突然成了舆论嘲讽打压的风口浪尖，网络空间里被“净化”的对象，甚至渐而销声匿迹。 

而对于局内人，起初，杀马特是他们的“家族”，它意味着个性、胆量、同伴与慰藉；后来，它却成了他们急于撇清、忏悔和改过自新的过往。 

2020年，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重新把这个群体剖解在人们面前。 

但这次，不是猎奇，不是嘲讽，而是赤裸的、关于二代打工子弟如何在流水线上保存自我、如何在主流与规训之中艰难寻找自由的真相。 

李一凡和罗福兴，两个地域，两个阶层，两种人生，因为拍摄一部杀马特的纪录片而产生交集。 

他们截然不同，骨子里却如此相似——在一个充满限制和异化的流水线世界里，主动选择边缘与自由。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就是杀马特。 

石排镇

招工启事随处可见。刚出火车站的电线杆上，路边小店的招牌边，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刷下。

白天的东莞石排镇，时间仿佛静止了。盛夏的阳光灼热，店门开着，店里没有人。马路上也没有人。李一凡觉得怪异，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是2017年，为了拍杀马特的纪录片，李一凡第一次来到石排。这一趟目的很明确：见见传说中的“杀马特教父”罗福兴。

后来他反复讲述那段历史性的会面：白天，开钟点房，空调坏了，满头大汗，一个多小时，罗福兴有些戒备，不怎么说话，两人鸡同鸭讲，啥也没聊清楚。李一凡一行三人，罗福兴一见面就把另两个赶走了，说你们两个走开，我只跟一个人谈。

那时的罗福兴已剪去夸张的杀马特长发，只用发胶喷了一个挺高的背头，也没染五彩斑斓的发色，一头规矩的黑，个子不高，除了胳膊手背上露出的纹身外，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而削瘦的青年。剪掉杀马特头发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大概2016年之后，在媒体的报道里，罗福兴开始被描述为一个“洗心革面”的“杀马特教父”，一个从歧途回归正轨、剪去夸张发型决定开个理发店谋生的正经人。

洗不洗心革面，罗福兴是无所谓的，杀不杀马特，他其实也无所谓。他唯一有所谓的是怎样能更好地活下去。2013年以后，杀马特成了反三俗、网络清洗运动的标靶，网上嘲讽一片，他顶着“杀马特教父”的帽子，成了被嘲讽的前线，一度宣布退出公众视野，等再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就成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而眼前这个老头子，他想干什么呢？

罗福兴抱臂打量对面的李一凡。这个自称来自重庆、想拍片子的老头儿，短不溜秋的寸头已经花白了一半，脸和身子都有点圆乎乎的，显得和善又随便的样子，甚至要请他吃石排公园边的麦当劳。

只是罗福兴不得不戒备。他曾经接受过太多大大小小主流、非主流的记者采访，有些记者见面时和他称兄道弟，转头就写稀奇古怪的文章嘲讽他。最初他气得半死，但还是来者不拒，反正有人请吃饭，“管他谁，吃了再说。”不同的是完了不忘提醒，“我跟你说你别搞我啊。”

李一凡那天自始至终没掏出摄像机。在麦当劳，一杯冰激淋下肚，两人总算是把事情聊通了。

罗福兴问：你到底是想干嘛？要拍什么？

那会儿的他有点不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杀马特了。几年前他在理发店当学徒，有顾客公然嫌弃他的杀马特发型，点名换人。他大概就是在那之后把头发剪掉的。

李一凡说：我想让你们杀马特自己说自己的故事，我想给你们“平反”。

五华县

大概跟着李一凡拍了一段时间后，罗福兴才模模糊糊意识到，几乎大部分杀马特的故事，都是从“我是几岁出来打工”开始的。

对生于1995年的罗福兴来说，这个答案是11岁或者13岁。

11岁，广东梅州五华县，初一的罗福兴被退学。他自认从不主动挑事欺凌人，但爱顶撞老师，因为“对抗权威很爽”。爸妈在外打工，他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家里没人管得了他，吵架、逃课去网吧，叛逆期的罗福兴成了学校老师眼里的小混混、不服管的嚣张学生。

退学后他开始在老家梅州的工业园打工，在生产微波炉的流水线上。罗福兴年纪小力气小，被安排在最简单的第一环节倒模成型，有人专门倒料，他只需要负责开门、拿出成型的模具、关门，如此机械重复12个小时，两班倒。

没做两天罗福兴就跑了。“他妈的受不了这个苦。两班倒怎么做。”

那是2006到2008年左右，QQ空间的非主流、火星文在90后中已成潮流。罗福兴是被裹挟在这潮流中的一个。罗福兴从六年级开始就去网吧，和大部分90后一样，无非是聊QQ、玩小游戏、踩QQ空间、逛贴吧，流行的头像都是非主流的染色长发长刘海，配上一抹“明媚的忧伤”。网上玩非主流的年轻人流行建家族群，比如广为人知的“葬爱”。罗福兴也建了一个QQ群，为了蹭大家族的热度，他最初管它叫“葬爱·杀马特”。

没人说得清谁是始作俑者，后来被媒体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同样说不清楚——

他只是建了一个叫“杀马特”的QQ群，之后又在百度百科新建了一个叫“罗福兴”的词条。

那还是百度百科可以自己创建、修改、编辑的时代。罗福兴给自己的词条里写，网络红人、杀马特创始人。

2009年微博上线，罗福兴在微博简介上写，“杀马特偶像教父”。

“我不会写自己是群主啊，太low了。”

“杀马特”是英文单词Smart的谐音。罗福兴百度过Smart的意思，被一个词抓住了眼球——“时髦”。

“时髦是吧，好，就它了。”

研究网络搜索引擎规则、研究怎么才能成为网络红人，那些过往，都被罗福兴归为“小时候”的事。但某种程度上，罗福兴成功了：后来，记者确实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了“教父”罗福兴，从此以后，罗福兴被媒体推成了杀马特的代表，大众发言人一般的存在。

刚兴起的网络空间，是一片野蛮的荒原，罗福兴在那里找到了未曾有过的自由。那时候他给在深圳做包工头的爸爸打电话，永远是要钱。去网吧要钱，染头发要钱，以至于那两年他爸看到儿子打来的电话就挂断。村里人知道他父亲在外有不止一个情人和家庭，从小就不忌讳地在他面前说长道短，真真假假分辨不清。有老人跟他说：你爸爸在外面还有好多小孩，没活下来的那些可能会变成鬼。

罗福兴经常梦到婴儿，噩梦。同一个梦做过两次：有一个婴儿在出生，婴儿在哭叫，不知道是人是鬼。他特别害怕，梦的最后他跳下了悬崖。

没有钱还是得回工厂。回来了又跑，三天两头地干。一两年后家里亲戚托关系让他重回学校，罗福兴已经读不下去了：

“这个教育有问题，我本身基础也没打好。它太快你知道吧？有时候你稍微停一下，链子断了一下就很难粘上去了，它也没有太多喘息的机会，九年义务教育很快的你知道吧？”

13岁，罗福兴再次辍学，这次是主动的。他离开梅州，去父母所在的深圳，去过各种工厂、发廊，找不到活儿的时候，也跟着父母在工地造过砖。儿子出来闯，父亲开始接他电话，因为通常不再是要钱，而是真的遇上事，比如工厂老板欠薪赖账、得替儿子出面要钱。模仿日本视觉系乐队X-Japan的发型，罗福兴头发也桀骜不驯地立了起来——

他不知道的是，许多年后，立起来的头发，将成为一个60后判断“杀马特”与否的标志。

黄桷坪

这个“60后”自然是李一凡。

作为罗福兴的上一代，生于1966年的李一凡看起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四川美术学院的职工子女，土生土长在重庆黄桷坪，学油画、上川美附中，1986年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综合班。同样的年纪，罗福兴在一个又一个工厂、一个再一个发廊间三天两头地辞工游荡时，李一凡骑着单车在中戏、北电、中传、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各大高校之间穿梭，晃荡着听课，听朋友们辩论、高谈哲学与艺术。

但李一凡好像没有哪里要去。

1990年，整整八九个月时间，李一凡都在四川瞎逛。有时坐长途汽车，有时搭顺风车，有时徒步翻山越岭，说是毕业创作体验生活，结果连画板都没掏出来。在川西，一个人背着书包从重庆走到康定，翻二郎山从天光爬到夜黑。看到破庙就进去看看，遇到采药人也跟着满山找虫草，爬高到雪线边上。遇到滑坡塌方也不怕，他搭车的司机曾快准狠地一轮盘踩油门从仅剩的半条路边压过去，旁边就是悬崖下的大渡河，底下全是掉下去的车。完了司机还得意：“我要是开慢一点……”没有目的地，像自我放逐。

他想这大概全得追溯到黄桷坪。在黄桷坪他也是这么长大的——上川美附中时，学校里有一群川北乡土画派的老师，动不动就拉着他们这帮十多岁的初中生在穷乡僻壤乱逛，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全是最穷最偏远闭塞的地方，大凉山、黔西北、阿坝、甘南，几人一组在乡民家里吃饭借宿，一住就是几礼拜一个月，带点感冒药、抗生素之类的和村民们交换。

老师也不像老师，总之没个老师样子。有次把他们拉到贵州，没钱了，老师还想去看黄果树瀑布，就打开地图：同学们啊你们看，这地图上从这儿到这儿只有这么远，我们看大家就走过去吧。我们帮大家押行李，我们坐车过去，你们自己走过去吧。

李一凡和男同学们算走得快的，早上七八点走到下午五点。有走得慢的女生，晚上就借宿在山区农民的谷堆上、酒窖里，第二天中午才走到。女孩刚到，老师说嗨等你们好久才到，好大家可以走了。

“哇这个女孩一顿大哭，给老师一顿乱骂。‘好，今天不走了再待一天！’”李一凡模仿完大笑，“老师挺有意思。”

“平等”是李一凡经常用来形容师生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的词。这种平等还延续在今天的黄桷坪，也还流转在李一凡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身上——比如永远是老师请学生吃饭，比如学生从不叫李一凡“老师”而叫“凡哥”，比如吃饭不假客套、最近卖画卖得最好的那个买单……

大约在2012年左右，近五十岁的李一凡第一次看到杀马特的照片。

对于怪异和夸张，一个艺术家的包容度远高于常人。那时候李一凡已是川美油画系的老师，尽管说来也是误打误撞——他这辈子几乎就没正经上过朝九晚五的班，先是被分到广州某文艺单位的闲职，后来做广告，两年间钱赚了不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被饿死，此后便获得了自由。离穗归渝，后来当上报纸主编，偶然来到奉节，看到因三峡建设而搬迁的村落城镇，站在码头上一个电话便辞了职，几年后拍出了《淹没》。

总之生活自由全凭兴子。再后来川美的老同学请他去教课，不坐班、课时少、待遇好，教着教着便转了正。“四五十岁有了铁饭碗，哈，也行吧。”

他带的学生里，也有好几个小时候玩过非主流的。凭着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直觉，看到杀马特那一头头五彩斑斓、高高耸起刺向天空的头发时，李一凡第一反应是：

“不错，中国终于有朋克、有嬉皮了！”

避难所

直到见到罗福兴，李一凡才发现，他那些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知识分子解读——一种对消费社会、流行审美的自觉抵抗，对所谓“视觉盛宴”的自黑——统统是误读。

有个小孩，来石排找工的第一天，在公园手机被抢了。他转头去名流理发店做了一个杀马特发型，把头发立起来，立马有胆了——然后去石排公园抢了另一个人的手机。

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女孩安暁蕙到广东打工时才12岁，还扎着两个小鬏鬏。每天打几千上万个螺丝到凌晨一两点，赶工时要做到第二天早上五点，趴着睡五分钟再继续做，不久却发现那个把她们从家乡带到广东、所谓介绍工作的远方亲戚每个月从他们的工资中抽成。她拿那些被克扣剩下的微薄工资把头发染色、做了杀马特发型，从第一家工厂逃了出来，投靠另一家厂里做工的堂姐，两人一起玩起了杀马特。

有男孩被分手，女孩找的新男友就是杀马特发型。男孩恨不过，自己也去理发店把头发立了起来，自认加入“葬爱”家族，此后八年不谈恋爱。他割腕，把“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我”之类的句子刻在手臂皮肤上渗出血来。他们觉得在女孩眼里，做杀马特发型的人更酷、更帅气、更有个性，这样更容易得到女孩子的青睐。

有人背井离乡来打工，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在工厂流水线上每天做着日复一日的工作，一天说不上一句话。做了杀马特发型后，“走在路上人家总会多看你几眼，哪怕骂你、跟你吵架，那也是有人跟你说话了。”说这话时，本来盯着镜头的眼睛看向天花板的另一侧，男孩微仰起了头。

有个在工厂得抑郁症的女孩，梦想是办一个杀马特婚礼。她的父母也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的打工者，无法理解女儿为何不能忍受流水线的重复和枯燥。他们当年、乃至现在，毫无怨言地承受了这一切，而他们的下一代，显然过分“矫情”和“娇气”了。女孩常和父母在电话里吵架，看到工厂宿舍窗外的铁丝网，时常想到死。某种程度上，玩杀马特救了她。

在跟着李一凡拍片之前，罗福兴从没意识到，杀马特可以被看成一个群体性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里竟然不只有夸张发型和溜冰场，不只有群嘲和被异样眼光注视与讽刺，不只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更有这么多他先前从未看到过的困境。

“本来就很累的，谁他妈有时间去想这些。”

在李一凡的叙述逻辑中，杀马特中的大多数，和罗福兴有着类似的轨迹：

农村或小县城的留守儿童，农民工二代，早早辍学进城打工，青春期与中国互联网逐渐兴起普及的时期重合。

罗福兴跟了大多数采访，虽然大部分时候他只是把人带到、然后睡觉——他的主要工作是联系愿意接受采访的杀马特、牵线、引荐。李一凡用三四千的月薪换来了罗福兴的加入，后来去云贵川拍摄时，三千涨成了八千：那时候临近春节，罗福兴要求双薪，理由是春节前后是他们理发行业的旺季——尽管那时候他那家仅维持半年不到的理发店已经关了。

“你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会心酸吗？”后来我问罗福兴。

“肯定有的。最后到我这边采访的时候都是沉默的，都不说话了你知道吗？我压根就消化不完，因为看到太多杀马特包括这些东西是吧？”他吐出一口烟，“没有一年半载我消化不了。怎么说嘛我X。”

甚至此前，他在现实生活里就不认识几个杀马特。

李一凡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有些许绝望——他本以为找到“教父”，找到更多杀马特的目标就能水到渠成。在那个传播甚广的一席演讲里，罗福兴被李一凡形容为“宅男”（尽管看到演讲后罗福兴用“老宅男”对李一凡予以了反击），大部分时候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偶尔去发廊给别人吹头发赚点钱，没事的时候，抱着手机在床上滚来滚去能躺一整天，刷抖音、玩游戏、聊天。就算聊天，聊的也无非是做什么发型、去哪里溜冰。

杀马特家族，似乎更真实地活在QQ群上、活在贴吧里。从机械无聊的流水线上下来，一天里短暂的由机器零部件变成“人”的时刻，他们打开手机，对着网线那头的“家族成员们”说上几句，哪怕虚幻也是温暖。

罗福兴想得更实际：“至少可以互相介绍工作。”

理发店

在石排，做个杀马特发型只需要三五十块钱。杀马特常去的名流理发店就开在工业园门口，老板刘哥回忆，杀马特最鼎盛的时期大概在2008到2013年左右，那会儿一个周天他从早到晚能吹一两百个杀马特头发——工厂的杀马特小哥小妹通常只有周天放假。

杀马特是刘哥眼中的优质客户，事少、稳定，一个月少说来四次，每次来一群。尤其是云南来的打工男孩，不大说话但性格温和。当年，杀马特客人的地域，几乎就是打工者的家乡地图——最开始来自广东周边乡镇、客家村落，之后以云贵川为主，再后来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的也多了起来。

为了琢磨怎么把头发立起来，刘哥上网查视频、问有经验的客人别家店是怎么做的，总结了每个店不同做法的好处，仔细研究了一套杀马特发型的制作方法：打毛发根、把头发分层分缕立起、喷发胶、烘吹定型，刘海遮半边脸，最后染发剂上色，在立起的头发上喷出彩虹或者爱心形状。

“最怀念那时候赚的钱，一天最少4000块。干活我不怀念，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发胶味道刺鼻，喷杀马特发型时，刘哥通常要戴两层口罩，到了夏天就没法呼吸。发胶难免喷到杀马特脸上，他们也只是皱紧眉头闭紧眼睛。刘哥觉得他们都是打工仔里比较注重个性的人——他倾向于只把杀马特当作那个时期的一种潮流，就像现在00后打工者开始流行的锅盖头——但他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连饭钱都不剩了、还是要来吹发型。

他是绝对不允许赊账的。

李一凡和助理乌鸦都收到过不少杀马特的借钱信息。总是几十块几十块地借，最大不超过一百，理由细致到让人无法拒绝：老板拖工资了没钱吃饭，借10块；骑车去隔壁镇看小姐姐被骗了，借个油费20块……

乌鸦前前后后给同一个杀马特借出近两百块后，终于拒绝了对方，友情提醒他先还再借，对方二话不说把她拉黑了。

还钱的只有一个在家具厂做木工活儿的“副总裁”。第一次接受采访时结结巴巴，第二次人也自信了普通话也说清楚了，一问原来是涨了工资，以前在石排每小时拿13、14块，那会儿涨到了每小时18到20块的“高工资”。

混久了，李一凡明白过来，不少杀马特的财务状况都是一笔借东补西的烂账，而他们说没钱的时候，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块钱都没有。工厂有个规矩叫一押一结，工人第一个月的工资要当作押金，也就是说有两个月完全没有收入，借小额网贷、提前支取花呗额度是许多人的应对方案。要是频繁辞职换工，确实有可能身无分文。

“不交社保”因此在石排招工启事上变成了一个吸引人的选项——大多数工人不知道社保是什么，不知道劳保局也不知道《劳动法》，只知道交社保会扣去一部分他们的账面工资，因此坚决拒绝。

至于吃饭钱都没了也要借钱搞头发，刘哥只能形容为“潇洒”，就像他打趣形容罗福兴一样：“你们教主呢，他每天潇洒的要死嘛。不上班。”

“一个星期只有一天的时间，或者一个月可能是那么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时间不潇洒一点，下次是什么时候？”罗福兴替那些还被困在工厂里的打工仔说。

逃出工厂

安暁蕙就属于“没钱也要搞头发”的那种人。在东莞，逃出第一家工厂、投奔堂姐一起玩杀马特之后，她们彻底解放自我，过上了一种“不开心就辞职”的任性人生。一群杀马特姐妹在街边蹲成一排，顶着颜色各异的爆炸头，口袋里一分钱没有，有一次整整饿了一礼拜，头晕脚软。

饿了倒也有对策，可以捡地上别人啃过的甘蔗、可以骗网恋男生请吃饭、可以博得陌生的小男孩同情让他请姐妹们吃几个馒头，但为了进工厂剪掉杀马特头发？

“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这个瘦小的女孩大笑——尽管李一凡带我在重庆郭家沱见到她时，她已经因为当了妈妈、要照顾孩子而不得不把头发梳成规矩的麻花辫，因为“杀马特头发会扎着小孩”——不过黑麻花辫中还有一缕清晰的紫发。说起来，她的丈夫韩暁琳当年也是个杀马特，两人一个在广东、一个在重庆，通过网恋相识，最初互相吸引完全是因为QQ头像的发型：“没见过这么大的头发，真的，全宇宙最大！”安暁蕙这样形容韩暁琳的发型，用发胶垂直固定住的齐臀长发从头顶直指天空。

大厂对工人的头发是有要求的。尤其在2013年以后，随着舆论的恶化，不能奇装异服、不能染发烫发是明面上的规定。不愿放弃发型的杀马特们，基本只剩下了几个出路：规矩少的小厂，发廊，酒吧舞厅，快手抖音，和回农村种地。

安暁蕙饿到不行时，也试过去找工作。顶着红色的爆炸头，她一家家问工厂门口的保安。大部分保安态度恶劣，直言“你们这种人还想进厂”，她直接开怼：“我们哪种人？你觉得我丑我还觉得你土呢！”

最后她找到一家态度还算友善的小厂，保安说，把头发染黑就行了。

安暁蕙和韩暁琳至今还是真心实意地热爱着杀马特的发型。第一次见安暁蕙时，韩暁琳是管安暁蕙要的路费，他身无长物，但依旧带了一把随身携带的吹风机，以保证自己的发型挺立。为了保住头发，他选择在发廊干活，从学徒开始学剪发烫发——虽然也常是干不了多久就辞职，理由多种多样，几乎呆遍了重庆所有的发廊。

当然，韩暁琳最爱的永远是给人吹杀马特发型。可近五年，他几乎再没有接到要求做杀马特发型的客人。

两个杀马特，曾在彼此的城市交换着供养彼此。他们也刷快手、加入杀马特的家族群，知道杀马特内部当时最知名的“圈子明星”是安子轩、李东旭，知道快手上最火的杀马特是安小剑——至于罗福兴的名字，韩暁琳知道，安暁蕙却不曾听说。

快手最火的那段时间，他们一度羡慕安小剑和他的杀马特朋友们。不用在工厂打工，回农村拍短视频、开直播，没人管、生活成本低，最好的时候团队每个人月收入一万以上——比在工厂流水线当个没感情的工具累死累活、月薪几千块、动不动被克扣要好太多。

而要做的，不过是“装疯卖傻”、“扮小丑”，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人一起跳进泥坑鱼塘，在水泥灰里打托马斯旋转。

“城里人就爱看这些嘛。”对此罗福兴相当鄙夷，“搞得别人以为我们的青春都是一帮土狗我X。”

但不得不承认，通过快手抖音，安小剑们似乎获得了杀马特最欣羡的自由。

包括韩暁琳在内，许多杀马特都开了自己的快手号，但绝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粉丝几百是正常水平，少有上万的大号。更何况，舆论形势突然急转直下——2013年，安小剑和其他一大批杀马特突然被封杀，“为了净化网络空间”。

杀马特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一夜之间，那些账号就消失了。慕名来石排投奔“教父”的杀马特小陆曾经养过一个粉丝几万的大号，被封之后，他甚至特意为此去过一趟北京，站在快手的总部楼下，想从官方讨一个说法，得到一个电话人工客服无法给到的申诉结果。

没有结果，只有北京冬天的冷风。

还能怎么办，从头再来呗。只不过，他们把快手抖音的简介，由之前的QQ号联系方式改成了：“感谢XX平台给我机会。”

“教父”的改变

后来罗福兴开始跟李一凡说，他觉得杀马特也挺好的，“玩杀马特至少不会自杀。”

曾经和媒体说要退隐的他今年开了抖音号。

在一条全网播放量过千万的短视频里，罗福兴头顶红色卷发，身后跟着一小群发色造型各异的杀马特，脸上略带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单手插口袋，自信帅气地从石排公园的拱桥上走下来，走近时举起剪刀手比耶。

短短十秒的视频，配上背景音乐和文字：“杀马特创始人罗福兴正式回归，寻找曾经的族人归队。”

李一凡和乌鸦都觉得罗福兴变了，而且“变了好多”。

刚拍片那会儿，他们带罗福兴在深圳找发廊。那会儿正是媒体报道罗福兴“洗心革面”“留起寸头回归主流”的时候，各大央媒都在转关于罗福兴开发廊的新闻，他还上了浙江台的一档节目《中国梦想秀》（但后来关于罗福兴的内容并未播出），说自己的梦想是开家发廊。罗福兴找了个朋友各贷了一两万块钱，李一凡跟着他在深圳找合适的店面。在路上，李一凡想拍他一段，罗福兴一下子变得很紧张，“生怕被人听见他是个杀马特，走也不会走了，慌里慌张的样子”。

罗福兴在深圳市区很少抬头看，在他概念里，那些高楼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在蔡屋围，深圳最热闹的商圈之一，他们找到一家费用不太高的发廊，但罗福兴不选，偏要选在龙岗坪地工厂区附近，一个在李一凡看来“根本没人的地方”。三四个月后，发廊关了，李一凡想，果不其然。

李一凡只能把这解释为罗福兴对另一种阶层生活的不自在。有时候李一凡会带罗福兴见自己的艺术家朋友，或者一起参加艺术圈的饭局、参加深圳双年展，只要艺术家们开始用知识分子那套话语谈些罗福兴听不懂的东西，罗福兴会起身就走。

还有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其妙的别扭”。每当罗福兴突然情绪低落时，李一凡和乌鸦就会面面相觑，惶恐地自我检讨：今天我们又做错什么了？哪里又惹到罗福兴不开心了？

然而罗福兴确实帮了他们大忙。67个接受采访的杀马特，只有两三个是李一凡和乌鸦自己搞定的，剩下的全是罗福兴通过QQ、快手一个个问来的，还不算上被拒绝的那些。为了征集工厂内部视频片段，他们写了老长一段，被罗福兴鄙夷地一秒否决：“你就写，不要押金！日赚千元不是梦！”视频果然如雪片飞来。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和杀马特之间的语言方式隔着鸿沟。最初找上杀马特时，乌鸦说“想拍纪录片”，几乎没有几个杀马特能听懂她到底要干嘛；后来她改说“想拍长视频”，效果立竿见影。

实际上，罗福兴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情绪是因为什么。

乌鸦记得一次，罗福兴突然不愿意拍了，说“你们拍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们以为拍了就能改变什么吗”。大概是在云贵川期间，罗福兴跟着他们听过、看过了更多的和自己境遇类似、或许更糟糕的杀马特，去过最穷的一家，房子是破烂的稻草和黄泥，墙上都是裂缝豁口，家里老人生着重病瘫痪在床。杀马特讲述的工厂史、所有的心酸，也正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

那次乌鸦苦口婆心和他谈，说：“至少让更多人看到，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罗福兴被暂时安抚住了。但情况依旧反复，直到有一次罗福兴再次发话“我要回去不拍了”，李一凡动真格地发了火：“你要走就走吧哎呀！”

骂了一顿之后，罗福兴反而好了，此后再没提过类似的话。

在李一凡眼里，罗福兴其实是一个聪明而善于学习的人。他把罗福兴的大脑比喻成一个能重装系统升级的硬盘，能从4G一直升级到8G、16G、64G。罗福兴粗读过不少社会学写杀马特的论文，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点进，后来发现搜索引擎会给他推送越来越多的类似内容，“他妈的以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拍片，李一凡在石排镇租房住过一个月，罗福兴也作为工作人员同住。刚搬来的第一天，罗福兴提了个行李箱，打开后所有人吓了一跳：那里面一半都是书——马克思、资本论、社会学……

“都是之前采访他的记者留给他的，”李一凡说，“也不知道他看了多少，反正目录是翻了翻的。”

当我把这个问题转述给罗福兴时，他坦诚地回答：“不多，太厚了。X，吓都吓死了。”

但他随身背的白色布包上有五个歪扭的大字，“革命的一天”。

那是他自己用黑色水笔写的，包已经有些蹭灰了。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先用“随便写的”糊弄一番，然后又说：

“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他自己在今天做出了改变、有变化是吧，它就是一场个体的革命。”

被裹挟的命运

不过对于发廊选址的问题，罗福兴有自己的解释。

“我一开始就不想开。这个东西我本身就很无所谓的，你知道吧？无所谓。我店没开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老子才不陪你们玩，我他妈自己玩，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们怎么写之类的，我才不鸟呢。

“开完理发店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那一年还挺莫名其妙的。东困西困妈的搞不清楚。太被动了你知道吧？全程被动。有时候整个氛围是这么回事的时候，你好像看到一条路子，这么走对不对其实也不清楚，但整个氛围都告诉你这条是光明大道。

“比方说你来写罗福兴是吧？你写他稍微坏一点，他就稍微坏一点；你写他稍微好一点点，他又好一点点，然后可能会更好了。你一笔他一笔的，你铺垫一下他铺垫一下，一人一块砖一样，他妈的一下变成条路了。

“洗心革面也好，什么也好，你心想这么大的一条路，肯定不会迷路，跟着这条路走肯定安全一点。安全过头了是吧？安全得我自己都害怕。走着走着，这也是个悬崖。好好你们骗我，我就走回自己的什么独木桥，自己想干嘛干嘛，又回到了起点。

“害怕啥？太安全了嘛，安全了就是娶老婆生孩子的是吧？这么一辈子过去，就是平平稳稳地这么过去了。平庸就是安全的。”

小时候在工厂时，罗福兴下班后会幻想自己以后会怎么死去。肯定不会老死和病死，因为“老死病死本身就意味着平庸”。他宁愿自己是在战场上战死、被枪毙了，这都算“他妈的轰轰烈烈”。几年前，他的父亲生重病，在他的怀里挣扎着死去。“我看着他挣扎死的。你肯定会反省X这么死去什么的。这一生就这么完了，自己都看着害怕。”

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复杂，说恨又是“假恨”，说爱又好像更是利益。罗福兴倾向于把世间的一切关系都认为是交易、某种利益的交换，比如采访者与被访者，也比如父母和子女，因为“连家庭都挺像一个谎言”。

纯粹的善意存不存在？李一凡在重庆认识一名最早为农民工打工伤官司的律师周立太，两人关系甚好，好些年前，李一凡想拍个和劳动法有关的片子，花了两三年时间跟拍周立太和他周边的农民工，但片子最终夭折。我把这位律师的故事告诉罗福兴，问，这算不算纯粹的善意？

罗福兴想了想反问我：“律师他有啥利益吗？还搞这些。没有完全义务的，这里面有些东西你看不到。佛陀也是很自私的。……但这已经是对工人的一个善意了，这个东西已经很牛逼了是吧？他要是义务帮工人打官司，他妈就是善意啊。”

“你有被这样的善意打动过吗？发生在你身上的？”

“没有啊我X，我的善意都被狗吃了。”他答得半真半假，接着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

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没有深圳学籍，他离开在深圳打工的父母、转学回到梅州五华县的村子。那时他还不太会讲客家话。有一次放学，看到河边有一大捆零票，大概有一两百块钱。人来人往，小小年纪的他站在河边不敢捡——他还记得自己之前在深圳受到的教育是，捡到一分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他就站在那用蹩脚的客家话混着普通话喊：这是谁的钱？谁的钱掉了？

他以为这样喊，在附近的失主听到就会过来认领。喊了十多声，终于有一个骑凤凰牌单车的老人看到，脚一踢就跳车了，单车翻了好几个圈、链子也掉了，老人也不管，一把给钱搂走，稍微挂一下链子就骑车走了。

罗福兴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妈妈却说他被人骗了。他一直不信，直到稍微大些、他进了社会，有一天突然想起这个场景：“一句谢谢也没有，又慌慌张张地拿了钱就跑。妈的就是骗我。”

罗福兴后来会被记者问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在哪一个节点发生改变，可能会让故事的走向截然不同？

比如，一年级时没有因为外地打工子弟学籍问题离开深圳；比如，初中遇到了更包容他的老师；又或者，有一个更负责任、没有在年少时抛下妻儿的父亲……

罗福兴从来不去想这些假设，因为毫无意义，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我怎么还在这个鬼地方呢，我怎么还没去MOMA呢？”

何况就算一切顺遂“老老实实读完一个普通大学”，他想自己大概只能“选择一个往死里干”，比如成为来采访他的无数记者的同行，或者坐在城市的某个格子间里，为了高昂的房价焦虑，996加班加点地敲无尽的代码。

又有多少差别呢？如今他至少是自由的，哪怕只是一种也许脆弱的、及时行乐的自由。

自由与规训

今年十月，罗福兴组织的国庆节杀马特聚会突然被取消了。

9月27日，他在自己名为“罗福兴”公众号里发了篇简短的聚会取消公告，署名为“杀马特官方”，表示“当地发生了一些我们无法对抗的因素，已经被强制性取消”。

“小腿扭不过大腿”，他在里面这样写道。公众号里，这场聚会的报名通知就发在3天前，地点在东莞石排公园，口吻轻松而友善地写着“只要你是杀马特、或者喜欢杀马特，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聚会”“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聚一起喝酒唱歌”。

他事后想，今年的聚会声势弄得太大了。其实每年石排公园都有杀马特的聚会，无非是拍照聊天瞎玩，也没什么组织性，多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关系好的朋友们自行聚会。但今年，重振旗鼓的他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发布了聚会消息，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以至于生生把它变成了一个值得引起网络舆论督查组关注的事件。

最后罗福兴的家门被敲响了。一轮警告又一轮劝告：“你们这个也可以搞，不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嘛，公园这些地方就不要去了。你们可以去农家乐，自己吃随你们便嘛。”

罗福兴吃软不吃硬，总之好言好语沟通一番后，就成了那份公告。并不新鲜，他在抖音上的直播也常常面临类似的困境——播着播着就突然断播，显示“不符合规范”。

有时他把断播的截图发给李一凡。每天和抖音斗智斗勇，他原以为自己已经尽量规避一些会触发禁播的关键词了，大部分时候他直播也只是聊天，或者和其他杀马特朋友连线玩游戏。哪里不符合规范呢？不知道。

这次重新复出，他曾和媒体说，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赚钱。11月，他把上个月直播打赏的收入截图晒给李一凡，7900多，以在石排月租600块的生活成本而言，相当可观。李一凡采访过的杀马特中也有给罗福兴直播刷礼物的，说“因为他在做复兴家族的事情”。

“教父”月租六百的房子在石排镇的旧街上，几乎已被废弃和遗忘的一片地方，有过去的老粮仓，窄街巷，晚上黑黢黢的没有路灯，只有一块“成人用品”的霓虹灯标牌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用罗福兴的话说，晚上一个人走在那里很可能被人从背后蒙头打一棍。

在他租的那所阳台透风、只有铁栏杆没有窗玻璃、仿佛马上就要被废弃的破房子里，客厅茶几上叠放了一小摞书，最顶上是一本《拿破仑传》。“不好看，”他评价，“我也看书的好吧？”

就在这间房子里，他收容了从云南来的杀马特小陆，还产生过一个挺妙的想法，办一个“杀马特驻留计划”或者杀马特艺术展。

这个“驻留计划”的灵感大概来源于李一凡和艺术家朋友们曾经在川美做的“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免费或便宜的工作室，每月提供一两千元资助，好让一些有才华、却囊中羞涩的艺术家得以度过最初的蛰伏积累期。罗福兴如法炮制，只不过计划里，他的资助对象是杀马特，而出资人，可以是艺术家，也可以是络绎不绝来采访他的记者们。

“哪个记者要来，100块门票，进不进？欸，逮着了！带了个兄弟，两个，200！”

他擅长漫无边际的幻想，而且往往细节丰富。“这是杀马特用过的脸盆，这是杀马特喝剩的啤酒瓶……走到里面一看，发现杀马特在卖东西，买水吗买水吗？中间再撒两把水泥，你们跳着玩吧哈哈哈哈。”

话虽是说着玩，但这想法和他先前在微信拉杀马特复兴群、每人收十元入群费如出一辙。他倒没觉得有什么：“管理群也很耗精力的好不好。”那个群大概有两百多人加入，真玩杀马特的、好奇的、看热闹的什么都有，但很快被微信官方停了。

如此种种，罗福兴早已习惯，像一个打地鼠游戏，他就是那只不知何时会从哪个洞里冒出来的地鼠。

杀马特驻留计划的事情，他也和李一凡说过，自然是想要些资助。但他早也发现，艺术家“他们挺穷的，跟我差不多，苹果都是分期的”。

李一凡倒愿意拿几千块支持，但国庆的聚会被取消后，罗福兴一下子没劲儿了。他突然意识到类似想法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打架了怎么办？出事了怎么办？连他们以前常去的金丰溜冰场今年都被关了，因为治安不可控。

“能活着我就不容易，你知道吧？”罗福兴因此不愿去触碰那些真实和工人现状相关的事情，比如工伤。有一个曾接受采访的杀马特小孩，后来被机器砸断了根手指，把血淋淋的手指照片发给乌鸦，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老板到医院把他所有的入院记录和缴费单都拿走了。他找劳动局，劳动局说需要资料；他找老板，老板说这东西我不可能给你的，你要么拿半个月工资现在给我走，要么你就自己去告吧。

类似的事情，光是乌鸦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就看到了三个。罗福兴也偶遇过一个，在石排公园，对方主动和他打招呼，说当初拍片时给他们带过路。再一看对方的手指，两根骨头都被夹碎了。

“我现在怎么看杀马特？”罗福兴尝试重新整理他曾在李一凡的镜头前说不出的话，“挺了不起的，但也挺悲哀的。”

后杀马特时代

李一凡后来想，杀马特就是年轻工人中的文艺青年，脆弱又敏感的文艺青年。

有个女孩说要来深圳找他们，只为了想看看海。

有个T恤上写着“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的男孩和他们说了很多关于画画、考古的事情，提到打算和表哥去缅甸原始森林里挖宝藏时眉飞色舞充满细节，说自己大部分时候在工厂里累到什么都不想说，只有一天结束后，他会跑上房顶，站在深夜的房顶上吹风，想象自己如果掉下去的感觉，“肯定特别爽”。

有个男孩真的去了一趟想象中的大城市深圳，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水往上，有光”——乌鸦想了想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喷泉。但是“太贵了”，那趟旅行花了他一千多块钱，男孩说，以后再不去了。

大多数时候，就算在深圳打工，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仅局限于工厂区。在富士康拍片尾最后的旋转镜头时，罗福兴的杀马特朋友抬头看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大楼，和罗聊天说，你看深圳的楼，没有贵阳的高。

2019年12月底，《杀马特我爱你》在深圳双年展上展映，李一凡和乌鸦把消息告诉他们拍过的杀马特们，结果只有两个来了，其他的无一例外告诉他们，厂里请不到假。罗福兴自然来了，但坚决不看成片，觉得尴尬；另一个男孩请假来了，进去看了一半又出来，和乌鸦说，太心酸了，“这就是我平常的生活”。

哪怕在李一凡刚开始拍片的三年前，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也已经不多了。

结婚成家的，为了进入主流而剪成短发的，甚至“前杀马特”退出后反过来嘲笑杀马特的，罗福兴看过太多。他因此觉得悲哀：

“审美可能是需要站队的。普通人都在这个宏观、洪流之中是吧？他没的选择。当十个人觉得杀马特都是精神病的时候……你之前可能很喜欢杀马特，但当你站在中间、你从杀马特已经出来了，你想进这个（主流的）圈子那怎么办呢？你只能跟着大家嘲讽他。就相当于否定了自己是吧？当然大家也认可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么残酷，你必须这么做。”

曾经不管去哪都要带上一把吹风机的韩暁琳，几个月前刚把头发剪短。为此他纠结良久——杀马特直到今天依旧是他最热爱的东西、曾经的精神支柱。“杀马特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青春期的过渡嘛。但我们一直就停在这个过渡里了。那时候人家把妹有钱有车有房，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头头发。”

但一年多前，他当了爸爸，思来想去还是隐约觉得，自己该“融入社会”了。

他和安暁蕙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打工，而是农村征地拆迁。韩暁琳家里分得了两套重庆城郊的回迁房，不出一年，两人有车有房还有了娃。韩暁琳还是在给人剪头吹头，营生没变，只不过场地变成了自家的发廊。

或许他和安暁蕙，都不再需要那头夸张的发型来支撑他们的自我。孩子出生后，他们发现这个娃头顶有三个“漩”，奇怪的三角排列方式让中间一溜头发倔强地竖了起来，两人都笑：“这家伙以后怕不是个小杀马特。”

孩子长大后，还让他玩杀马特吗？

“看他自己嘛。他想玩就让他玩，我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嘛。不过他们那个时候，杀马特可能早就不流行了喔。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玩法，是吧？”

然而韩暁琳依旧对任何一句可能贬低杀马特审美的话都极其敏感，比如当我问：“你现在还觉得杀马特发型是好看的吗？”

“当然啊。你这么问就是觉得不好看。别嘛，来都来了，你要尊重杀马特。”

五华县与黄桷坪

对罗福兴来说，发型，或者杀马特，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其实都已经不再有所谓了。

重要的是活下去，怎么更好地活下去。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突然想通了，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或是为了母亲，而是“我本身对生的渴望”。

自己算半个人物了吗？好像也没有，但“杀马特教父罗福兴回梅州老家过年”竟然可以上新闻，出现在当地报纸和电视上。村里人迷迷糊糊地知道，读过大学的舅舅也知道，但报纸上的文章写得奇奇怪怪，总有人看不上，“就这么回事”。

最为他骄傲的只有外公。外公是当地村里小学的老师，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罗福兴回到梅州读小学时，也是外公外婆替父母照看他。罗福兴想自己的性格大概和外公比较像。外公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得了重病，躺在病床上时，罗福兴去看他，就在那个聚会被取消的十月。外公用漏风的牙齿含糊不清地喊他：

“光头，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版面）这么大！你的头发这么大！把报纸一半都占掉了。那些领导说话就这么一小小点，你这比他们大，”外公边说边用双手在空气里比划出一个大圈，“你这么大！”

梅州五华县的那个小村落，是他为自己设想的最后归宿——如果在城里活不下去了，村里还有地，他或许可以回去养鸡养鸭养猪养牛，说不定发展成“杀鸡特”“杀鸭特”“杀猪特”特色农场，再赚一波城里人的钱。

但想想也不敢确定，因为在农村，他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在城市或许还热闹点。

李一凡知道有些杀马特已经回到农村的老家了，有的是家里人生病需要照顾，有的是回家帮忙种地养殖，也有想在农村创业搞搞电商的，但难，基本还没人做起规模。

片子在线下场合放映后，也有人质疑：杀马特，难道一定与打工群体有关吗？有没有跳脱于这个叙述逻辑之外的个例？还有评论说，“李一凡完全搞错了拍摄对象”，杀马特的形成是一种城乡信息差的结果。

个例当然也有，但是少，比如家境尚可、纯粹觉得杀马特时尚的青年，67个采访对象里，李一凡只在大理周边的农村遇见过一个，但“绝对没有富二代”，也没有碰到一个“发了财的杀马特”。既然是大多数，就有了成立的理由——何况，“审美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动把一些社会经历、生活背景、家庭条件相似的人聚集起来。”

只是，罗福兴对一席评论区清一色的赞同感到莫名其妙：“那些人好像都用的一个大脑。那个不同的言论，至少他没有人云亦云。”

不过李一凡心里清楚地知道，杀马特只是一个壳子。

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不沉溺于那些谁也说不清的亚文化来源。他要做的从来不是梳理杀马特历史，而是那些他一直关注的、长久被遮蔽的底层声音和故事。

因为他是在黄桷坪长大的，一个路这边谈论着文艺复兴塞尚梵高、路对面就是苍蝇馆子交通茶馆夜宵摊的地方，一个棒棒在艺术家的工作室穿梭搬运、当模特甚至画画的地方，一个同时能看见码头轮船、铁轨上的火车、天上的飞机、甚至公交车与坦克相撞的地方，一个看似混乱无章、秩序毫不井然却野蛮生长的地方。

无论飞到北京、上海、深圳还是杜塞尔多夫，在那些干净敞亮的机场大厅、艺术馆里时，只要想起黄桷坪，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从哪里来——

底层生活从来就是黄桷坪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部分。

有时他也会想起年少时那些在大山深处毫无目的的乱逛。不知不觉，他似乎已这样晃过了大半生。其实，那是罗福兴也幻想过的场景：

荒原上，一条笔直的路，两边有连绵不绝的树。他骑着一个人的摩托车，最好是川崎摩托，没有止境地开。他一个人，没有终点，没有目的地，眼前，是漫天黄昏。

（本文刊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1年12月期。除文中提到的采访对象外，特别感谢杨述、陈卫闽、李强等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