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king for an Educational Utopia in Dali, China 在大理，寻找教育的伊甸园
在猫猫果儿长大的十岁男孩
本刊记者 邱苑婷(Qiu Yuanting) 实习记者 李艾霖(Li Ailin) 发自大理、北京
编辑 周建平(Zhou Jianping)
Introduction
For many middle-class parents in China, the city Dali in Yunna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main experimental fields for small or mini innovativ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Big names for those innovative schools are spread among parents, such as Maomaoguor, Waldorf, Cloud, Zhiyou, Taoxigu, Vegetable Education Community, Yincangxuetang, Zhuhetian, to name but a few. In Dali, you could basically find any school of new education.
The young middle-class parents are actually new migrants of this beautiful city Dali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and an inland sea Erhai. Most of them abandoned their previous life in big 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and chose to move to Dali in seek for a better, more ideal educational pattern for their children. What really interests me here, is what exactly happened in these experimental fields? What things about education are being redefined here? What makes Dali such an appealing utopia for new education?
After a two-week field work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of Maomaoguor, I tried to find my answers for these questions. What represents here is a story about a 10-year-old boy in Maomaoguor. From appearances, it might be just about a boy, a family, a school, a community, but still, it's possible to see the bigger picture from one spot. Regardless of the debates between schools,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nuances, these pioneering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have more common in essence than people have ever imagined, which is to lead education back to what it should be like, back to humanity.
导语：
在大理外来移民圈，许多教育创新学校的名字在家长们的社交场中流传：猫猫果儿，华德福，云朵，稚游，桃溪谷，蔬菜教育社区，银苍学堂，竹和田……在这里，人们几乎能找到任何一种流派的新教育实验。
无论是为了寻找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教育，还是单纯为了苍山洱海的蓝天和空气，来到大理的年轻家长们选择跳出体制教育，用脚投票，重新为孩子也为自己选择一种未来。教育伊甸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哪些事情正在被重新定义？
这里有一个关于猫猫果儿和一个十岁男孩的故事。它看似只是一个男孩、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社区的故事，但或许亦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抛开理论流派之争，抛开教育细节的差异，这些教育先驱实验本质上有比想象中更大的共性：让教育回归生活，回归人性。
木兰（化名）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前的一次大理探亲旅行，会让整个家庭改变轨迹。最重要的变数来自她当时七岁的儿子小可乐（化名）——这个刚在南京某公立小学读完一年级的男孩，在去过妹妹读的幼儿园后，做了他人生里第一个重大决定：他不回南京了，他想留在大理，上一所叫猫猫果儿的学校。
猫猫果儿看起来不太像一所学校。站在小学门外，放眼望去看不到教学楼，入眼是缓坡草坪、篮球场、沙坑和树林，玩耍的野孩子们可能出没在任何角落，挖沙搭木头玩吊床，尝试各种方式从坡上滑下。直到走进最深处，掩映在一排高树后，才会看到几间落地玻璃窗的屋子，从低到高，一到四年级的教室、教师办公室、图书室，沿缓坡错落布着。
大理天蓝风大，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打下来时，猫猫果儿的教室里会有光影交错。小可乐来到猫猫果儿的时候正赶上六一，全校面粉大战打得欢腾，老师、家长、孩子一齐上蹿下跳，一帮人老老少少把过期面粉扔得满脸花，到处是尖叫和大笑。
妈妈的回忆里，小可乐当时就“惊呆了”。当年的木兰是南京某大学的体育教师、国家级专业武术运动员，由于这层工作单位的关系，小可乐在南京读的幼儿园和小学自然也不差；但哪怕是这三年幼儿园加一年公立小学，也从没给过小可乐这样的认识：学校还可以是这样的？
那些整齐划一好像都消失了。每班的教室布置、桌椅摆放都是经全班共同讨论后决定的，可以用自己舒服的姿势上课，每周一天户外活动，当然，更没有了重复抄写的训练式作业，没有成堆的试卷，不再用考试成绩排名优劣。小可乐的右手中指指节曾有一个被笔磨出的茧，那是公立小学一年级的印记——他睁大眼睛语气惊讶地说：“你知道吗，一年级我最晚做作业做到了晚上十点多十一点！”
七岁的小可乐并不明白，自己偶然撞见的是一块民间教育创新实验田。在教育界，类似猫猫果儿的学校被称之为“创新小微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底，国内这类完全土生土长、从实践出发探索教育本质、针对学龄段在7到18岁的民间全日制学校约有27所，规模大多在200人以下，零散分布在北京、成都、广东、大理等地。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出品的《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里，它们被描述为——“不以‘应试’为主要教育目的，尊重每个孩子的不同并鼓励个性化发展，旨在培养孩子健全人格、健康身心、面向未来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并结合学校的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标探索实践多元、创新的教育方法的全日制学校”。
冷汗直冒
小可乐是在妈妈临走前准备订机票时说出这个想法的。在此之前，短短试读一周的时间，他迅速和猫猫果儿的孩子和老师打成一片，尽管初来乍到的小可乐明显感到了自己和其他同学的不一样。
他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很奇怪”：每个班人很少，十来个孩子，一主一副两名老师，教室宽松到可以打滚；同学的年龄普遍比他小八个月到一岁，但所有人都很放松，有孩子上课时蹲在椅子上，说到激动时恨不得爬桌子站上去。只有他坐得板正，“一直流着冷汗”，双臂叠好放胸前课桌上，想说话时90度角竖起手臂，眼神巴巴地等着老师叫自己。
模仿自己从公立学校一年级习得的规矩时，他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第一次读一年级的样子——浑身紧着劲儿，表情瞬间严肃。“直到老师来了，我才发现，跟公立小学完全不一样。”
最直观的感受是日程安排的不同：早上八点四十到校，首先是晨练玩耍的时间，分成跑步、篮球、体育游戏、随便玩小组，每天轮换；九点敲钟进教室后，孩子们上的是“综合课”；午餐由三年级的孩子为全校盛饭，饭后有约一到两小时的安静时间，可以自由选择读书或者午睡；下午是音乐、体育、美术课，课后有点心吃；最后是一天一度的班会。作业不比从前少，每天要写阅读笔记，但项目变得好玩，形式是用ipad发在班级社区里，比如烹饪展示、用创意的方式记录假期里印象深刻的事情，有人甚至会录制游戏视频；一年一度的猫猫果儿考试，更是一次好玩的社会实践闯关大游戏。
语文、数学从课表中消失不见了。课程内容不再是翻开教材按章节学习课文，变成了主题探究的生成式课堂。每个学期、每个班，课程主题都几乎不可预见和重复，它有时只由孩子一个好奇的发问引起，比如，墓碑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上一学年某个孩子真实提出的问题，最后，经过各年级老师的交流，姓氏文化的主题课程呼之即出。每周四是全校户外课的时间，那次，老师们组织了一次墓地之行：高低年级混龄分组，两人一组，由高年级同学记录文字、低年级统计姓氏出现的次数，针对不同年级作教学重点的调整，低年级以识字、算数为主，在高年级则引入当地氏族文化与历史、文言文词义的学习，最后汇总出分析报告。
和南京的“老朋友们”说猫猫果儿的生活时，小可乐每提到周四的户外课——墓园调查、收割稻子、插秧、徒步苍山等等不一而足，每每都会让那些孩子发出羡慕的乱叫。小可乐一开始也觉得新鲜，习惯后就不再大惊小怪——所有在猫猫果儿长大的孩子，似乎都觉得外出是理所应当的常规。
同样被养成常规的，还有表达感受与情绪的习惯。每天下午放学前，班会是必须要开的，讨论的事项却不是分配任务、通知命令或似是而非的主题讨论，而是两个常规问题：今天谁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觉得有必要在班会上分享？今天谁发现了同学的闪光点，想在班会上表扬？
打量
小可乐并不习惯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在家还是公立学校，这都是从来没有过的环节。有时在学校，妹妹会热情地朝哥哥扑过来，但妈妈记得，哥哥满脸写着尴尬，尽管两人在家里亲密无间彼此打闹：“他会不好意思，脸上装着很严肃地有点想推开妹妹、保持距离，或者装作不太认识。”
每天班会的分享环节，小可乐起先不太发言。准确地说，他在观察和打量这个新环境里的安全范围：其他孩子都会说些什么，老师和听的人会怎么反应？说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不行？
“当时他内外是不统一的。”木兰分析儿子之前的状态。“内外不统一”这样的表述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受猫猫果儿创始人陈钢的影响。在熟谙人类学与心理学的陈钢认识里，“真实”是人得以自处和他处的核心——比如猫猫果儿幼儿园强调“时间、空间、物权”三大规则，鼓励孩子表达真实的自我需求和感受。
木兰意识到，小可乐在这方面和猫猫果儿长大的孩子确实不同。在猫猫果儿，我也目睹过一次孩子们解决冲突的尝试：课间玩耍时，二年级的孩子发现自己在树下搭的木头帐篷被一年级的男孩破坏了，在大家纷纷对一年级男孩表示不满时，领头的二年级女孩突然站直了大声说：“你们不要再这样说一年级的了！这些话他们听了什么感受，你们想过吗！我想和他们好好聊，好好聊才能聊出事实啊！”
紧接着，女孩走到一年级男孩面前，蹲到与他们平视的高度，半温和半严肃地问：“你们为什么要拆我们的房子？”
两个小男孩低着头怯怯地说：“我们觉得那是坏人的房子。”
一番情绪平和的对话后，女孩搞清了来龙去脉。她把男孩们带到山坡另一个角落，指着一堆零散木棍说：“你们以后可以用这边的木头，好吗？”
在木兰看来，猫猫果儿的孩子表达情绪的通道顺畅，会明确地表达“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在公平的前提下与他人互动分享。相较之下，小可乐则是班上那个“懂事的大哥”，每遇到孩子们挑选礼物、分享食物之类的场合，他一定会等所有人都选完了再挑剩下的。放在以前，他是家里亲戚夸赞的“别人家的小孩”，可到了猫猫果儿，陈钢对此的观察却是，这个孩子其实是为了迎合他人让渡、压抑了自己的真实需求。作为妈妈，木兰也承认，“有些东西他明明非常想要，只是装得很大方，心里其实有委屈和自我牺牲。”
小可乐说自己以前是个内向的小孩。他不敢表达的背后是害怕，害怕因暴露真实而受到伤害，害怕别人的评价，害怕别人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孩子间有矛盾争执，他也从不说，自己默默消化和妥协——与此同时，大人们夸赞他，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啊。
触底
唯有在知识点上，经过公立小学一年级训练的小可乐是绝对的学霸。他在南京学过心算，做过摞起来有小臂那么厚的一沓卷子，无论在拼音、识字读写、英语还是数学方面，都远远超过猫猫果儿的同年级同学。尽管如此，出于对小可乐心智状态的考虑，陈钢给他们的建议仍是重读一年级——并且要做好孩子在知识和情绪方面全部跳水式触底的心理准备。
木兰不是一个强势的妈妈，加上南京的家庭环境遇上状况，她最后和小可乐达成互相妥协：九月开学，先让他独自在猫猫果试读一个月，等国庆假期再决定孩子是否留在大理，情况不乐观的话，再转回南京的小学继续读二年级也来得及。“毕竟，有些东西也许只是看起来很美。”
没过多久，木兰发现小可乐的心算能力消失了。以前口头考儿子数学题时，小可乐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基本不出两秒，但到猫猫果儿后，他的计算能力似乎回归到原点——不仅速度慢，而且开始用实物摆算，像原始人结绳计数一样划道道加减。木兰后来意识到，之前的“快”，是小可乐背下了奥数几千道题的条件反射。她想起陈钢和她说过的，“小孩眼里的算数就是这有八颗糖、再来八颗糖，我数一遍十六颗糖——学习的发生一定是跟现实结合起来的。”
传统学校最重视的基础知识学习，向来被认为是这类创新小微学校的弱项。但在陈钢眼里，这不是一个问题：应试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提高的，但对小学年段的孩子来说，建立知识与真实世界的连接是更核心的基础。像许多类似的新学校一样，也有从猫猫果儿退学“出走”的家庭，除了搬家等客观原因外，绝大多数出走的理由都和知识能力的焦虑有关。尽管对孩子各方面的成长感到满意，但偶尔，有家长还是会在比较中感到焦虑：为什么公立学校同年级的孩子语数英能力那么强，我家孩子都二三年级了，识字还不全，有些字要用拼音代替，写字也掌握不对笔顺？
面对这些家长，陈钢有一套固定的说辞：低年段时，孩子分科的学科知识点通常比同学段公立学校孩子要弱、进度更慢，但四年级以后，猫猫果儿的孩子在知识能力上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说这段话时，他通常会用手势比出两种知识曲线的谷底和波峰，对猫猫果儿的孩子，他始终相信会存在一个“触底反弹”。这是他基于理念和观察得出的结论：曾经从猫猫果儿小学毕业的几名孩子——有些去了国际中学，有一位升上体制内初中——都表现出了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学习动力足、进步快，社交主动性和环境适应能力强，更明确地知道自己学习的目的，并承担选择的后果。而那些暂时落后于人的能力，对每一个智力健全的孩子而言，只要训练一跟上，无非是快与慢的差别而已。
有家长暂时被宽慰，也有家长半信半疑：这是否只是为了安慰而安慰的话术？猫猫果儿的前音乐老师张灏译态度鲜明地认为，所谓的“新教育”不只是“试错”，更是一种赌上孩子未来的“冒险”，无异于做小白鼠实验，它们的教学安排大多缺乏有内在逻辑主线的完整体系，有师资流动性大等种种弊端。哪怕论及育人，他也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培育：在他的经验里，新教育出来的孩子大多看到老师不会主动问好，没有基本的礼貌和规矩，抗挫能力差，受不了批评，玩圈子……“那我试问这样的孩子成长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到了社会上他认为自己很特殊，这样的人以后到社会上怎么合作？”
“与社会接轨”是张灏译反复提及的词。他认为新教育是“被体制逼出来的”，但不过是“茫然地又撞到另外一个体制里”，注定局限于小众。“我们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历史告诉我们，服从才是最好的。这可能也是新教育不能普及的一个最大因素。”
抱持不同社会观点的人，用教育选择为他们所相信的未来投票。面对诸如“猫猫果儿的孩子不礼貌”的质疑，猫猫果儿社区内部也讨论了两年有余，最后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先养后教”，他们更希望那些成人社会强调的规矩与礼仪，是孩子成长到一定阶段生发出同理心后、基于对他人的尊重自然表现与习得的，而不只是来自外部的规训。而面对触及更深社会层面的问题时，陈钢会说：未来确实不可期，可当人们已明显意识到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教育体制不再适应当下的信息时代，为什么不放手一赌，培养面向未来的人？
他相信的未来，是人人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未来，是一个人格软实力比硬知识更重要的未来，往深了说，也是更加宽容、更强调多元和协同的社会形态。就算所有这些都无法抚平家长的焦虑，陈钢会退一万步说：一个人格底子打好的孩子，能“差”到哪里去呢？
某种力量
小可乐刚来到猫猫果时，孩子们也会好奇问他，你以前的学校是怎样的？他像个大人一样把问题在脑袋里转一圈，最后决定不向孩子们说太过负面的东西。
“我不能说我压力很大。”小可乐正襟危坐。
“你觉得公立学校的压力来自于哪里？”我问。
“来自于各种作业不完成，那种老师的打和骂。比如说数学，（题目）在屏幕上面，三秒钟算出十位数乘十位数，会上位也会降位。我会想如果算不出来我要怎样把局面挽回来，怎样得到老师的认同。比较难缠的一个问题就是得到老师的肯定，这也是我比较希望的。”十岁的小可乐口吻有如老干部，“公立小学的老师们的脾气控制得不好，很容易就破口大骂。这边的老师情绪（稳定），就是能包容事情，他们的内心……比较大。”
小可乐有时看问题精准得骇人，但面对那个更抽象和虚无缥缈的、流动在猫猫果儿的氛围，他尚找不出准确的词汇来形容，只反反复复地说，“猫猫果儿的某种力量”。当观望期逐渐过去，新鲜变成常规，他开始习惯每天下午三点半的班会课上，同学当着老师和全班的面说出自己的遭遇和情绪——
“某某每次都不让我参加她们的游戏，我觉得很不开心，我想知道为什么。”
诸如此类，冲突被摊开摆在台面上是常有的事。木兰记得大概二年级时，小可乐全班有次情绪的大崩溃——全班同学都在哭，边哭边说自己在家庭里感到的种种委屈。而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张恶作剧小纸条，那张纸条上写着“大头人、小头人、狗人”之类的词语，被匿名放在一位女生的柜子里。
得知这件事的第二天早晨，当时的主班老师珍巧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事情理出来龙去脉：参与恶作剧的四五个男孩先后举手自白，尽管有孩子不太愿意承认，但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下，想出点子的、带头写纸条的、被怂恿写的、放纸条的人基本清晰了。
好不容易理清事件后，珍巧问每个男孩，为什么要写纸条？大部分男生都觉得“好玩、搞笑”，其中一名男生也把这件事写进当天的图文日记里，表示做了恶作剧很开心。
珍巧感觉到，男孩们其实并没有恶意。她接着问全班同学：这件事在你们眼里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
大家一致认为是不好的事情。被放纸条的女孩觉得自己有点不开心，珍巧也觉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对她来说并不搞笑。由于随意翻动他人的柜子破坏了物权规则，按班级约定，男孩们使用柜子的权利被取消一个月。
这件事本可以到此为止，但此时，有同学提问：为什么他们会给这名女生塞纸条？
“她是新同学，可能惹到谁了。”“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她刚来，对规则没那么熟悉和理解。”“分组合作时她总是希望别人按她的意愿做事情。”
顺着大家的回答，珍巧提问：如果班级里某一位同学惹到谁了，大家都不太喜欢他/她，你会怎么办？
有人说自己会和ta做朋友，有人说会帮助ta，有人说会告诉其他人ta其实没有这么坏……“可我们班没有人是这样做的。”小可乐快速地说，“之前有一次事也是这样的，大家都这样说，但都是骗人的。”
珍巧表达了自己对此的态度，“非常生气”。她在白板下写下三个角色，“怂恿者”“跟随者”“受害者”——“这是我们班目前的三种角色。”珍巧说。小可乐表示自己做过跟随者和受害者，其他孩子也各自述说自己曾经的经验。珍巧进一步引导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复杂的，都可能经历过不同的角色。她问：“你们在每一种角色中的感受是什么？为什么会成为那个角色？”
讨论到后来，经常作为怂恿者的几个孩子被大家集中点了名。这时，反而是被恶作剧的女孩替被点名的怂恿者说了话：“我觉得某某性格就是这样的，不算怂恿者。”
一直不愿意分享的恶作剧男孩咬着唇低头想了良久，终于举手，自白确实做过怂恿者，也被别人怂恿过。另一位女孩说，自己有时控制别人，是因为想跟他们做朋友。还有一名被点名的女孩也承认自己做过怂恿者和跟随者，接着说了原因：“妈妈对我很凶，不爱我，把我养坏了。”
家庭
那堂由解决一个小恶作剧意外演变成的情绪课上，孩子们提到自己家庭里的矛盾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哭了起来。
有人趴在桌上掉眼泪，说不希望这件事让家长知道；刚自白过的男孩眼眶也红着，在凳子上用力地蹬腿踢脚，说着自己怕被家里责难的焦虑；一直沉默、看似在局外的孩子开始倾吐：“我有事都憋在心里，不跟妈妈说，难过了就自己一个人关在厕所里偷偷哭。”
“先把情绪接下来”，这是融进猫猫果儿的老师行为习惯里的自然。班会结束后的那天，珍巧编辑了一条三千多字的长微信发到家长群中，事无巨细地把当天每个孩子的话语、细节、情绪记录了下来。木兰至今对其中一句话印象深刻：
“为什么孩子要承受这些？”
珍巧最后的建议是给家长的，“把目光从孩子身上收回来，关照自己。”
绝大多数孩子身上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家庭。在猫猫果儿，正如其他类似的创新小微学校一样，由于入学家庭数量相对少、规模小，它们得以有更多空间最大程度地与家庭深入互动。猫猫果儿学校初建是2012年，当年入学家庭少时，陈钢和老师们会深入到每个家庭做调研，许多时候，陈钢的角色更像是家庭关系的心理咨询师，也不止一个人打趣说，他的存在有如居委会大妈，谁家有矛盾、有困惑，也会找陈钢聊个天。从前，是老师先观察到孩子有状况，主动联系家长沟通；后来，有不少家长若提前预知家庭变故，会先去找陈钢或老师报备。问题自然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但这样的互动至少预备了尝试解决的出口。
木兰也不止一次向陈钢和老师们寻求过帮助。移居大理的这几年，也是这个家庭剧烈变动的几年——先出于夫妻关系变故、孩子在大理暂避风波，再遇上木兰辞职不顺、被迫时隔一年后才来到孩子身边……但她发现有件事，陈钢说对了：“无论离婚还是死亡，其实孩子没有接受不了的事实，除非大人营造出某种后果或氛围；他们不能接受的，是不确定。”
在终于辞职离婚、卖掉南京房子、15分钟决定现款买下大理房产后，木兰来到大理，按陈钢的建议，“先补上离开这一年缺失的爱”，无条件接受那个在家变回幼儿园宝宝状态的小可乐。
倾听
虽然才三年级，小可乐谈起两年前自己的语气，却仿若是成年人回望尚不明事理的幼年。他把南京的同学称为“老朋友”，会对新来的同学语重心长地说：“你不知道一年级的时候，现实可不是这么美好的。”
他逐渐学会放松，开始在班上试着表达自己。也有过崩溃——比如因为太奶奶的去世，又比如知道了一些妈妈隐瞒自己的事情——但他会用“情绪的出口”来形容这种崩溃，“就像昨天我们班某某和某某吵架，哭一会儿就会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攻克方法。而且最好玩的是，老师会找小朋友谈心。”
木兰的观察是，小可乐在家和学校的状态趋向一致了。和其他孩子游戏时，他也不再只做独裁者，开始学会欣赏采纳别人的点子——毕竟猫猫果儿的老师也是这样做的。这些老师无一例外有种思维特质：不断反思自己的思维定势，很少感到什么答案是理所当然，所以几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哪怕看起来极微小的疑惑。
升上三年级后，小可乐的主班老师由珍巧换成了付老师。这学期，三年级的主要安排之一是成立并运营T恤公司——上学期的课程主题是保护洱海，期末时全班设计了一件义卖T恤并进行了网上预售，作为承接，付老师给同学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分组讨论出亏本最少的T恤制作方案。
还没进入细节讨论，课堂先卡在了分组环节。原本兴高采烈想自由分组的几名女孩很快遭到其他同学的反对，抽签分组、老师决定的声音纷纷冒出。在眼看讨论要演变成互相的指责攻击前，付老师提出建议：现在有三种方案，想发表意见的请举手轮流发言，说明自己支持哪种并解释原因，尽可能说服大家，最后投票表决。
发言者大多是抽签分组的支持者，理由大同小异，诸如“少部分人玩得好，但其他人会被孤立出去”。直到有女孩站起来，指着教室前方的班级公约说：“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班级公约吗？这是上学期我们一起讨论制定的，公约的第三条是，要尝试与不同的人合作。所以我支持抽签分组。”话音刚落，大半同学鼓起掌来。
抽签支持者渐占上风时，被影射抱团的女孩趴在桌上开始小声抽泣。主副班老师临时商量后，决定引入新的思路：
“现在每种分组的优缺点都很清楚了，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大家觉得分组是为了什么？”
“为了讨论出让T恤亏本最少的方案。”小可乐举手抢答。
“好。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觉得需要用到哪些素质或者能力？”付老师继续追问。
“很会砍价的能力。”“需要有人跑腿，体力也很重要。”“数学好，会算账。”“要有做事专注的人。”“时间管理。”“领导力。”……放下了站队的包袱，孩子们都很活跃，纷纷贡献建议。孩子们边说，付老师边在白板上相应写下关键词，最后，八种能力被呈现在白板上。
副班钟老师这时把便签纸发给每位同学，请每个人给自己的这八项能力分别打分，评分从0到5，对应能力程度从弱到强。课程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有孩子嘟囔着某项我只能打1到2分时，一定也会有其他人真诚地鼓励，“我觉得你的某项能力很强，可以打4到5分。”
自评和互评在完全没计划的情况下自然发生了。把便签纸悉数收上后，付老师向全班提出了第四种分组方法——根据自评，总分最高的四名同学将成为组长，有权挑选两名组员加入组队。
“喔，这个有意思！”教室里一片惊喜的交头接耳。再一次公投。这次，第四种分组方案以压倒性优势被通过。
这是时时刻刻发生在猫猫果儿的故事。相较之下，小可乐回忆在公立小学的时候：“如果你一直举手想发言老师是不同意的，因为老师知道你要反驳他，所以会逃避这些问题的解决。有时候一些复杂的事情，他们也会用一些方法来躲避，并继续把课的气氛给管控下来。”
很难相信，这洞察力竟出自一名十岁的男孩。
社区学校
成长的不仅是小可乐，更是木兰自己。
她花了许多功夫自我治愈和修复——离婚后夫妻关系的僵持，曾是她迈不过去的一个坎。当妈妈无法坦然与过往和解，面对爸爸时，小可乐有段时间也很纠结：想和好不容易见一面的爸爸玩，又害怕妈妈不高兴，得小心翼翼地看妈妈眼色行事。
直到约半年前，母子俩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次交流。经历种种家庭变故后，那是木兰第一次从儿子口中听到他对家人们的真实感受：“妈妈最重要，因为妈妈陪伴我最多；但是爸爸也很重要，因为他很爱我。”
木兰听得出小可乐的释然：“他用的是陪伴，他心里特清晰。小朋友太神奇了，他是你的一面镜子，只要你敢面对他，你的答案都在他身上，你也骗不了自己。”
很难说最后是什么逐渐融化了木兰的态度，但木兰自己知道，猫猫果儿的环境是开启整个良性循环的孵化器。不光是和老师们的深入交流，也是家长间的互相扶持——从南京来到大理，木兰逐渐意识到，改变最大的不是自然环境，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拜赐于大理的嬉皮士氛围和外来移民群体的价值观趋向，在这个生活节奏相对慢的城市，人和人得以最大程度地剥去外界标签，以性情和趣味择友，而从前在大城市里以金钱为中介交换资源的生存模式，在大理外来移民群体中，也最大可能地回归到以资源交换资源。
在这样的环境中，木兰发现自己近两年和人进行的深度对话，甚至远远超过了过去三十余年的总和。“在南京时，聚会无非就是吃饭、唱歌，大家聊的也就是房价、车子、学区、热点话题，也不是说大家不想交流，大概是没有氛围吧。”但在大理，木兰和朋友们约着一块做瑜伽、跳舞、组织心理学读书会，聊最近的焦虑和困惑，聊两性关系，聊自己的原生家庭和童年……很多时候，谈话是互相的心理疗愈：
“表面上甚至觉得是在聊八卦，稀释完了之后四个小时聊下来，发现每一个婚姻里面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后来发现大家的构架是一样的，大家关心的事情是一样的，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相互倾诉、梳理完了之后，人特别安全，就觉得特别有通道，你来我往。相较于外边任何一个环境，这是猫猫果儿最有营养的部分。”
而陈钢的说法是，有太多成年人需要补偿式地重新过完自己的青春期。
来到猫猫果儿前，木兰并不明白，他们为何老强调自己是一个“社区学校”。“社区学校”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她完全懂了：“时间长了，这不光是孩子的一个小学、幼儿园，所有的家长在里面是共振的。”
猫猫果儿确实更像一个社区。猫猫果儿小学的礼堂舞台正上方，贴着一张红字条，写着歪歪扭扭的四个毛笔字，“去中心化”。陈钢并不是猫猫果儿的校长——没有校长，意味着这里没有绝对权威，它的运作和规则有如城邦，老师、家委会与孩子三方制衡自治。
说起来，猫猫果儿小学成立的原因也简单：一帮大理新移民们的孩子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不愿读体制内公立小学，去哪呢？大家左劝右说，催着陈钢在猫猫果儿幼儿园的经验基础上，继续办个小学。愿意出资的十几名家长成了最初的股东，“钱都凑好了，你看着办吧。”
陈钢形容自己被迫赶鸭子上架。但接下这个苦差事，也有些许社会实验的性质：当初第一届猫猫果儿幼儿园的生源比例，与大理外来移民的社会分层类似，包括自由职业者、嬉皮士、艺术领域工作者、中产白领、中年退休者等不同移民类型，同时考虑家庭结构的差异。如此迭代试错两年，生源结构基本稳定，陈钢觉得有趣：看似不同家庭的孩子，其实都能玩到一起。第三年，社区化招生开始，陈钢把招生的权力交给了家委会——或者说，随着慕名而来猫猫果儿的人越来越多，他把这苦差事交了出去。
烙印
木兰也是这届家委会的一员。每年，猫猫果儿的老家长投票竞选出11名家长代表，由他们组成新一届家委会，负责招生、与学校沟通、筹办社区活动等。
在类似的创新小微学校里，由于教育理念被置于核心，学校与家庭大多是双向选择关系，而由家委会负责的招生，与其说是面试或考核，其实更像一次对家庭氛围和教育细节的深入观察与交流，既包括查看报名表、家访约谈，也包括组织户外等集体活动，由家委会成员对每个家庭评分。
入学前的繁琐流程，有时不免被外界打上“玩圈子”“排外”的标签，但对陈钢和猫猫果儿社区来说，这是对双方的尊重与负责。从前，猫猫果儿靠的是老家长推荐制，但很快出现了弊端，碍于面子和人情的事越来越多。哪怕后来改成家委会招生制，在层层观察筛选下，也不免有疏漏。“树大招风”，陈钢摇头。不少家长并没想清楚自己教育的需求，只听说某个学校“好”，便在筛选阶段各种迎合。许多时候，迎合甚至是不自知的，在达到入学目标的当下，家长们真诚地期待着一个缓慢成长的美好图景，对“优秀”的焦虑并非不存在，只是暂时被遮蔽。
待时间揭开真相，这类家庭通常会选择离开。据《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显示，对该类学校学习效果不太满意的家长占比2.44%，主要原因是“知识不够全面系统”，同时表示有非常大的可能把孩子送回体制内；34.15%的家长对是否转回体制内学校的态度不确定，表示要视孩子未来发展而定。小可乐所在的班级也经历了好几名同学的转来与转走，从公立学校转来的，转去国际学校的，甚至重新转回公立的，生态称得上复杂。对不同家庭的决定，陈钢表示理解：没有所谓最好的教育理念或方式，只要每个家庭做出了内部协商一致的选择，就是那个家庭最好的出路。
相比起大理，在北京、广州等传统优质教育资源更为集中的大城市，选择新教育的家长通常会经历更复杂的焦虑斗争和自我挣扎。三四年前，亚青（化名）把女儿送进北京的一所强调自然生长的新教育学堂，尽管女儿喜欢极了这所自由的学校，也确实成长出无拘无束身心健全的样子，但在看到同事的同龄女儿在私立国际学校用英语流利自如地播报自己写的国际新闻、中文阅读写作及时间管理等各种能力都极出色后，她内心逐渐有些失衡：回看自己的女儿，还停留在单个蹦英文单词的阶段。自那之后，她为女儿报了一个课外口语课，但经济压力日益成为影响家庭教育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北京，这类学校的学费通常是每年三四万到七八万不等，如果额外加上课外辅导、兴趣班、游学等杂项，与每年约十余万的国际学校相比，“性价比”甚至显得有些低。
亚青只是一名普通的都市白领，要为实际的生活开销奔波；哪怕在大理，也几乎没有家长完全实现了所谓的财务自由，无论是开客栈、餐馆、办夏令营或以某项技能谋生，每个家庭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财务实现途径。《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描摹了这类选择体制外新教育家长的群像：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大多生于1975年以后，经济收入属于中产阶级范围，关注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曾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成功者，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高考视为唯一奋斗目标”。
但体制的烙印，或许还是透过这些焦虑，不可避免地打在了曾经的获利者身上。
未来
“这些孩子，以后怎么办？”外界最好奇的问题，总是“小白鼠”的未来：小学阶段结束后，初高中对接怎样的学校？他们还能适应体制内教育吗？他们参加高考吗，还是只有出国一条路？
由于国内类似的创新小微学校创办时间普遍较短（据《调查报告》最早追溯到2005年），且大部分集中于5到12岁小学阶段办学，因此在中学阶段能够继续就读这类学校的学生不多，大多对接理念较宽松自由的国际中学，部分回到体制内初高中。陈钢并不担心适应的问题，在他看来，幼儿、童年阶段养成的人格基础已基本定型，在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只要具备基础的学习能力、探究热情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无论孩子置身何种环境，都有能力处理应对并自我成长。
陈钢也开始被家长们催着办猫猫果儿初中部了。看过成都先锋学校等先驱机构后，他大致有了些信心，但目前一切未有定数。对现状满意的家长的心态多是走一步看一步，木兰也不例外，何况，她从小可乐身上看到了信心。
一个月前，新学期开学在即，小可乐突然意识到，毫不费力地玩了两年，自己曾经在知识上的绝对优势已经消失了。他有点崩溃地告诉妈妈，开学有一次数学小测试：“妈妈，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以前厉害，可能得不到第一了。”
“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得第一？”妈妈先问。
“得第一的感受特别好，特别牛，爽，我喜欢得第一。”木兰一直觉得儿子继承了她的运动员基因，好胜欲是写在骨子里的。最开始她也纠结，这孩子是不是太好强了？后来经过家长间的交流，她想通了：没必要压抑孩子的欲望和野心，赢了就爽，爽了就完了，也算增长自信；输也就输了，竞技嘛。
“好。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能得第一了？”
“现在很多人都很厉害了，比如某某某画画很厉害，某某某作文很强，某某某英语很厉害，某某演讲厉害，某某数学也超好……我觉得自己很多优势都不见了。”小可乐睡前哭了起来。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好方法来面对吗？”待小可乐把各种烦心和压力吐得差不多后，妈妈接着问。
“不面对是不行了，我已经不优秀挺长时间了。”妈妈忍住笑意听小可乐说出了这句话。小可乐爱玩游戏，妈妈顺势说：“小可乐，如果猫猫果儿的小孩在某些方面比你优秀的话，你可能真的是要开始很努力了。以前公立的孩子是被一条线勒着的，掉下来就会被老师发微信给压力、去补习，全班才能维持在同一个较高的标准上，但在猫猫果，没有这条线了。这样的话，你就得靠自身内在的驱动力，想要优秀就要去找到自己的优劣势，就好像游戏系统里的bug一样，你得找到它去补上。”
对话从这里开始转入了具体知识细节的查缺补漏。哭着哭着，小可乐慢慢清醒过来，开始捋清条理：数学的除法有困难，英语不算特别优秀，写作还要多看书，再向主班老师咨询更清晰准确的建议。
开学的数学测验如期进行。过程比小可乐想象中要轻松很多——考试不仅没有排名，连改卷都是老师边讲解、孩子自己操刀，分数无关紧要。第二天，根据错题情况，应用题成为了学习的重点。与外界想象不同的是，包括猫猫果儿在内，许多新教育的老师并不排斥基础知识和考试形式——他们备课时也会参考教育部教学大纲，借鉴各年段需要掌握学习的基础知识点，对高年级学生来说，考试测验也是了解知识漏洞的手段，只是分数成了最不重要的一部分。
回归
一切都未定型，猫猫果儿一直处在生长和变化中，如同教室外随风婆娑的草木。每天放学后，老师们都在开会：是否需要设立一套全面针对人心智成长的评估系统，评估维度如何制定？混龄场景如何推进？在本土实践中借鉴各门各派的生成式教学已走过六年，如今面对外界，是否有必要逐步整理出体系？
在大理外来移民圈，除了猫猫果儿，还有许多教育创新学校的名字在家长们的社交场中流传：云朵，稚游，桃溪谷，蔬菜教育社区，银苍学堂，竹和田……在这里，人们几乎能找到任何一种流派的新教育实验，华德福、蒙台梭利、瑞吉欧、涩谷自由主义、灵性教育、自然教育——还有许多尚未被命名，更多的实验已悄然结束。
当创新小微学校也无法满足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时，在家上学也是这些家长常见的选择。在大理银桥村，当地家长告诉我，这里约80%的外来家庭都是在家上学，理念和教育方式千差万别，不同家庭间聊起来时，甚至会打趣般地自分派别：“某某家是极左派，觉得不应该给孩子任何引导、完全自由，某某是不太激进的左派，某某是中间派，某某是右派……”
然而所谓流派或名称，更多时候只是一种降低外界认知成本的标签，却往往也意味着误解、局限和偏见。“听说猫猫果儿是搞瑞吉欧那套的”“菜妈的蔬菜教育社区还在做吗？他们好像就是耕种教育吧”“桃溪谷的孩子就是什么都不学每天玩”……诸如此类的猜测，我曾反复地听不同人提起。与成都新教育界的活跃生态不同，近几年，随着不同机构的教育探索从萌芽到成形，大理不同新教育机构逐渐各自为战，急切寻找同道中人的最初阶段似乎已经过去，他们对彼此的动态和变化知之甚少。
但抛开理论流派之争，抛开教育细节的差异，这些教育先驱者们骨子里有比想象更多的共性。就像决定办猫猫果儿幼儿园前，陈钢心里有底的那个瞬间，并不来自于教育，而是来自“人”——在做过大量对人的访谈和观察后，他有意识地问自己：通过一个人当下的呈现，能否还原出他的六岁以前的情绪世界和心理世界？
心里的答案是肯定之时，他觉得，可以做了。
问题自然还很多。尽管2017年1月18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放宽办学准入条件——社会力量投入教育，只要是不属于法律法规禁止进入以及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安全的领域，政府不得限制”，但据《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受限于班级学生数量、办学场地等要求，（截至本报告撰写时）所有接受调研的‘创新小微学校’均未取得办学的资质，但大部分的学校创办人/负责人都在为获取办学资质而努力”。
“你怎么看待这些教育创新？”我也曾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查敏，她所在的团队长期观察教育创新、在家上学现象。
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不管成败，有人敢于迈出第一步，勇气就已经非常令人钦佩了。这其实不是‘创新’，只是‘回归’。教育，不就应该是这样吗？”
（参考资料：《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
